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转折价值

九十年前，在这片位于贵州的遵义小镇，一场关乎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会议，在不经意间拉开了序幕。遵义会议，犹如一座雄伟的丰碑，屹立于我党的发展历程之中。在风雨飘摇、革命事业濒临绝境之际，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成功将中国革命的航向拨正。在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党的先驱者们齐聚遵义会议室，以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反思，为党和红军探索出了新的前进路径。

值此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之际，我们不禁回首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这不仅是对那段辉煌岁月的深情缅怀，更是为了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动力，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为此，我们在此特别推出2025年第一期封面文章《遵义会议的永恒价值》，旨在通过长征历史研究者王新生的深入讲述与深刻思考，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到遵义会议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遵义会议会址”的题字由毛泽东于1964年11月亲笔题写。

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上，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其影响深远，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今日，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顾90年前的那场遵义会议，深入探讨其永恒的价值，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踏踏实实地走好新长征之路，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体现党自我革命品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并非因其从不犯错，而在于其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剖析自我，积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避讳任何疾病，敢于刀刃向内，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进步。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所推动的大革命中，由于党的领导机构犯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未能深刻理解掌握政权与武装力量的关键性，也未能妥善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们试图通过妥协退让及限制工农运动的消极手段，试图挽留即将背叛的同盟者。在这种策略下，党自愿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一决策导致党在大革命的危机时刻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境地，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我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决不遮掩不隐瞒，这并非示弱，反而彰显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坚信，我党的生命与力量绝不会因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与不足而有所衰减，即便是在面对阶级仇敌时，我们也无所畏惧。”“我们超越敌人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在自身的错误经验中吸取教训，无所畏惧地揭露自己的错误，并拥有坚定的力量进行彻底的纠正。”在自我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八七会议确立了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提出了整顿队伍、寻找新道路的任务，使党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未陷入慌乱，重新振作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由此开启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今年年内无法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农村地区推进。”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在苏区发展方向上的分歧，遭到了坚持“左”倾教条主义方针者的不容。1932年10月上旬，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自赣州战役以来的主张进行了指责。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被调往后方，负责主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离开红军指挥岗位，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933年深秋九月，蒋介石率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由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围剿”的斗争。月底，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由于博古对军事不甚了解，他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李德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仅是机械地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经验。他摒弃了前四次反“围剿”中屡试不爽的积极防御策略，转而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进行正规战、阵地战和堡垒战，与敌军进行消耗战。然而，这导致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尽管苦战一年，仍未能够突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最终，中央红军的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实施了战略转移。

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与突围的关键时刻，博古与李德不幸再次陷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面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们不仅未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深入研究，也未对全体干部战士开展全面的政治动员。战略转移演变成了一场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携带了笨重的印刷和军工设备等物资，导致部队行动异常缓慢。自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然而代价惨重，部队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人。

湘江战役结束之后，博古与李德依然坚持按照原定的进军路线，意图前往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然而，蒋介石已在红军的行进路线上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若红军不调整行进方向，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立刻转向西进，前往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连续激烈辩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转向贵州。红军勇猛地强渡乌江，并于1935年1月7日成功占领了遵义。

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事起，红军屡遭挫败，长征途中，红军几乎陷入绝境，干部、战士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直至湘江战役后，情绪达到顶点。在干部层，尤其是高级干部中，纠正错误、改变领导意见的呼声日益高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的商议，作了一份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判。毛泽东随后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及此后军事行动应遵循的方针。王稼祥也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观点。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表示反对，并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委托常委审查后，分发至各支部讨论；同时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恢复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共同指挥军事，并委托周恩来作为负责者，对军事决策作出最终决定。

2月8日，于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与此同时，还批准了由张闻天根据决议精神起草、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遵义会议的决议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了会上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失误的批判成果，集中体现了当时党和红军的智慧结晶。决议从宏观角度出发，对革命在遭受重创之后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发展，以及如何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进行了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决议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也是不可能被敌人击败的。”“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稳步前进。”同时，决议强调，“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了过去党在军事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党不仅勇敢地揭露了这些错误，而且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领导革命战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党在纠正这些错误之后，非但未有所削弱，反而更加坚强有力。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自我革命，其意义非凡。在此革命中，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不仅引领红军长征从深重挫折中走向胜利，更开启了我国革命胜利的征程；同时，通过此次革命，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使党更加坚强有力。这一自我革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襟怀坦白、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斗争的政治风范，其价值历久弥新。

遵义会议会址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度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过分神圣化共产国际的决议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在这一倾向中，王明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凭借时任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书记米夫的鼎力支持，迅速攀升至政治局委员的位置。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入了得到米夫全面扶持的王明手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两条路线》一书中（后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得到了充分体现。鉴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性强，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来审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许多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全面、统一的认识，这使得他的观点极具迷惑性，使得人们难以辨识其错误和潜在的危害。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秋收起义遭遇挫折后，毛泽东并未遵从湖南省委的原定方案进攻长沙，而是带领部队转战井冈山，开创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以巩固和壮大革命力量。1928年11月，毛泽东基于一年多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与反思，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文中，阐述了红色政权得以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内外因素，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1930年1月，毛泽东总结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年的战斗经验，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深化土地革命、建立与发展红色政权，并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固然需要研习，但关键在于将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紧密融合。”他明确提出，要实现与国情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开展深入的社会经济调查——“不经过调查，便无权发表意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我们中国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

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进行了集中批判，并重新确立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期间所采用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会议强调，红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具备高超的运动战战术素养，能够迅速而坚决地从阵地战战术（如短促突击）转变为运动战战术。同时，会议还要求在政治工作中，所有措施都必须适应明确运动战的需求，以确保每个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与中国红军作战规律相契合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等将领的英明指挥下，中央红军依据战局实际变化，巧妙调整作战策略，始终掌握主动权，最终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圆满完成了长征的壮举。

遵义会议在战火纷飞的紧张局势中召开，短短三天内，全面深入讨论党多年来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对错，实属不易。鉴于此，会议并未对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尽管如此，会议成功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全党范围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遵义会议会址

引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关键问题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无论是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抑或是瞿秋白、李立三所犯的“左”倾错误，均是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得到了纠正。这一现象充分揭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其理论及实践能力有限，尚无法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诸多重大问题，不得不依赖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和援助来寻求解决方案。

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主导地位，除陕甘根据地外，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便接踵而至。尤其是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后，若不解决当时最为关键的军事指挥失误，党和红军可能面临覆灭的危机。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主要通过上海中央局进行。然而，就在长征启程之际，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三部电台遭到破坏，能够直接与共产国际通讯的电台因功率不足，仅能接收信息，无法发送，因此未能随身携带。自此，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便彻底中断。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固然带来了不利影响，实则亦为幸事。此举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应对眼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恰在此时，党已具备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关键问题的能力和条件。

首先，历经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众多经验丰富且声望卓著的领导干部崭露头角。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任职，大革命受挫后，他返回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虽遭挫败，但他果断地将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至1930年春季，毛泽东与朱德并肩作战，率红四军成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1930年至1931年秋季，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中获胜。同年11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及人民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党与红军的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以及他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同志长期深耕于中共中央，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及中央军委书记要职，成为我党最早投身军事工作的核心领导者。1927年，他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他向中共红四军前委发出了“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贡献了重要力量；1930年10月，他负责制定了全国红军的发展规划，选定以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活动区域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底，他抵达中央根据地，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3年春季，他与朱德同志共同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开创了红军战争史上大规模伏击歼敌的先河。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信任。

朱德，作为南昌起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在起义失利之后，他与陈毅并肩，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在粤赣湘边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到了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湘南起义的农军一同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而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朱德在革命生涯中，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正式提议，任命他为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从此，朱德正式步入党的最高决策层，成为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

在中央领导层中，陈云与刘少奇均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持反对态度，并在白区和中央苏区的具体实践中，他们提出了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因而成为了享有崇高威望的工人运动领导者。

其次，党内部分曾贯彻“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到其负面效应，转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革命议题，进而成为享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者。

“与敌人进行无谓的激战，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实属不当。”长征启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并肩行军，共同探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所犯的错误军事指挥，两人的观点逐渐趋于一致。张闻天的转变，对于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期间，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虽曾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之际，他开始觉察到李德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并多次与李德展开激烈辩论。王稼祥明确指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促突击”的策略无法击破敌人的“围剿”，主张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等更为有效的战术。随着长征的展开，红军的处境愈发严峻，王稼祥愈发坚信李德的错误指挥将红军引向了绝境。

第三，各革命根据地纷纷涌现了一批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卓越能力与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根据地，诸如陈毅、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刘伯承、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李富春、邓小平、毛泽民等均声名显赫；赣东北则有方志敏等杰出人物；湘鄂西地区，贺龙、周逸群等英勇将领备受尊敬；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旷继勋、曾中生等亦赫赫有名；湘赣地区，任弼时等领导人亦颇有影响力；陕甘边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英勇将领英勇无畏；闽北地区，黄道等亦为当地民众所敬仰。

第四，面对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挫败以及长征初期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广大红军干部与战士们逐步意识到，这一切的后果乃是由于“左”倾军事指导方针所导致的。

上述明确指出，召开一次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我党固然曾犯过一些错误，但凭借自身的力量已成功纠正，那些在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犯错误时期，需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已然成为历史。在新的形势下，我党能够独立地提出新的任务。”“我党已经真正成熟，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已经走向成熟。”

自遵义会议召开以来，独立自主的原则已深入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关键问题的根本方针。

党内斗争典范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我党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引导与支持下，虽积极纠正错误倾向，但在具体方式和手段上，却时常出现过于激烈或不够恰当的问题。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尤为突出，其不仅对李立三等因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指责的同志，以及那些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如党内享有威望的瞿秋白等，进行了无情打击，甚至还将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纳入打击范围。当“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中推行时，这些教条主义者对持有疑虑、不满或不支持态度的同志，轻易地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罪名，并对其施行残酷斗争。他们甚至将党内斗争与对待罪犯和敌人的方式相提并论，导致众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遭受诽谤与伤害，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博古同志并未彻底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凯丰同志则不认同毛、张、王三人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注者所加）对批评的态度则表现得异常坚决。”即便如此，对待他们依然坚持了团结的方针。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博古依然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直至鸡鸣三省会议上，张闻天接替博古，承担中央总责，博古仍保留中央常委职务，并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虽在遵义会议后被剥夺了指挥权，但偶尔仍受邀参加军事会议，并就相关事项征求其意见。至于凯丰，尽管与“毛张王”存在分歧，但并未因此遭受解职。

毛泽东在与外宾的交流中提及遵义会议时曾言：“我们秉持的方针，旨在协助犯错的同志纠正错误，秉持着扶持的心态，由此我们凝聚了党的绝大多数力量。”

遵义会议对那些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帮扶的态度，从而加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博古等同志也勤勉工作，在随后的对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遵义会议在党内斗争中所采用的策略，无疑为日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且宝贵的政治遗产。这些遗产蕴含着永恒的价值，将对我们的事业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遵义会议》布面油画（由沈尧伊于1977年至1994年间创作，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